社会世界的感知 #

我们的先入之见会引导我们对信息的知觉和解释。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和解释世界。人们承认先入之见很重要，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会那么大。

我们并非如实地对现实进行反应，而是根据我们对现实的构建做出反应。

启动 #

我们对许多社会信息的加工是自动的。它是无目的的，不为肉眼所见，而且发生在我们意识之外。

由于具身认知的存爱，甚至身体的感觉都会启动我们的社会判断，反之亦然。当手捧热饮时，人们更可能评价别人更热情，自己也会表现得更慷慨。与受到热情款待的参与者相比，遭到冷遇的参与者会觉得实验室里更冷。身体的温暖会强化社会温暖，社会排斥则会让人感觉寒冷。

感知和解释事件 #

当社会信息可以做出多重解释时，先入为主就很重要了。

事实上，可以利用人们对偏见的知觉来评价他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从哪里看到了偏见，我就能获得有关你所持态度的线索。

我们关于世界的假定有时候甚至会使矛盾的证据看起来是有利于自己的。

电影纸片人可以通过操纵背景来控制人们对面部情绪的知觉。他们称之为“库勒乔夫效应”，这是以一位俄罗斯导演库勒乔夫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导演能够巧妙地通过操纵观众的假设来引导他们做出推论。库勒乔夫制作了三个短片来说明这个现象。在短片当中，人们会首先看到如下三个镜头中的一个：一个死亡的女人，一盆汤，一个玩耍的女孩子。之后给人们呈现一个相同的画面，即一个演员的中性表情面孔。结果人们认为第一个短片中的演员的表情是伤感的；第二个短片中则是在沉思；第三个短片中是快乐的。

他人对我们的知觉，解释的过程也会左右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当我们说某人的好话或者坏话时，人们会试图将那些特质和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被称为自发特性转移。

我们通过自己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式我们的信念塑造了我们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解释。

信念固着 #

实验结果表明，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

这种现象被称为信念固着，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它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货下来。

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是正确，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

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构建。

有什么方法能够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吗？惟一的方法是：解释相反的观点。

建构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记忆 #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我们记忆库中所存信息的精确复制品。相反，我们会在提取信息时对记忆进行构建。

当研究者或者临床医学工作者操纵人们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假设时，相当多的人会虚构自己的记忆。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虚构记忆。

误导信息效应，即人们将误导性的信息整合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把一个转弯的标志回忆成停车的标志，把锤子会议成螺丝起子，把《时尚》杂志回忆成《小姐》杂志，把亨德森大夫回忆成“戴维森大夫”，把早餐时吃的麦片回忆成鸡蛋，把一个剃过胡子的男士回忆成一个有胡子的小伙子。洛夫斯特认为，被植入的误导性信息甚至可以制造出儿童时期遭到性虐待的错误记忆。

这一过程不但影响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回忆，也影响我们对物理事件的回忆。杰克·克罗克斯顿和他的同事们让学生花15分钟的时间跟另外一个人交谈。之后，那些被告知对方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放松、自在和开心。而被告知对方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紧张、拘束和不开心。

重构我们过去的态度 #

毛毛虫化茧成蝶之后会认为自己小时候是小蝴蝶，这种事太常见了。成长和成熟把我们都变成了说谎的人。

积极的记忆构建的确可以美化我们的回忆。

人们经常会给回忆蒙上一层玫瑰色–他们把一些细小的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比实际所经历的要美好得多。

对于任何积极的经历，那些愉快的感觉有的存在于我们的预期里，有的存在于实际经历中，还有一些则留在玫瑰色的回忆里。

麦克法兰和罗斯发现我们同他人关系改变时，我们关于他人的回忆也会被改变。

这并不是在说我们对过去的感觉毫无意识，只是当时记忆模糊的时候，现在的感受主导了我们的回忆。

重构我们过去的行为 #

我们低估了那些不好的行为，突出了那些好的行为。

我们都会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判断是一个融观察、期望、推理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

小结 #

• 我们的先入之见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回忆。在许多被称为启动的现象中，人们事前的判断会强烈影响他们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
• 其他一些实验在给被试提供信息之后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判断或错误信念。这些实验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断会扭曲我们的知觉和解释一样，事后判断也会扭曲我们的回忆。
• 我们的记忆系统并不是一个可以储藏过去的事实的地方。我们的记忆，事实上是在我们进行回忆时重构的，它受到所持的态度的严重影响，并通过当前情感进行检索。

社会世界的判断 #

我们的认知机制是有效和富余适应性的，然而也容易犯错误。

直觉判断 #

什么是直觉的力量呢？是指不经过推理和分析就迅速了解事情的能力吗？“直觉管理”的拥护者认为，我们应该转向直觉。他们认为评价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借助右脑的非逻辑智慧。当我们要聘用或解雇某人，或者进行一项投资时，我们应该倾听我们的预感。在做出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内心的力量。

直觉的力量 #

我们的思维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加工（反应性的、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而还有一部分则是自动化加工的（冲动的、无需努力的、无意识的），这超出了心理学家的想象。自动化的直觉思维不是发生在屏幕上，而是发生在屏幕外，我们的视线外，在那里没有理性。

• 情绪反应通常是即刻的，在我们进行审慎的思考之前就已表现了出来。神经通路的捷径是将从眼睛和耳朵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传送到脑区和感觉交换台（丘脑），并且下传至它的情绪控制中心（杏仁核），而这些过程都在于思维活动有关的皮层以任何形式进行介入之前发生。

• 如果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就可能凭直觉获得问题的答案。

• 当面临需要做出决定却又缺乏专业知识快速做出判断时，我们的无意识思维就会引导我们做出令人满意的选择。

这一点似乎是正确的：当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时，我们经常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虑，甚至连睡觉都在想着这事，然后，等着我们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带来的直觉结果。

我们对一些事物–事实、名字和过去经验–的记忆是外显的（有意识的）。而对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条件特征–的记忆则是内隐的，意识无从知晓。

许多习惯化的认知功能是在没有觉察的状态下自动且无目的地发生的。

直觉的局限性 #

米歇尔·加扎尼加指出，那些在手术中被切断了左右脑联系的患者会立即虚构出–并且确信–对自己迷惑行为不解的行为的解释。如果研究者将“四处走动”的指示通过屏幕呈现在这些患者非言语性的右脑半球，患者会起身并走几步，这时主管言语的左半球会立刻形成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解释（“我想要找点儿喝的”）。

当我们考察某些有效的思维模式时，一定要记住：关于人们如何创造出错误信念的例证并不能支持一切信念都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对错误信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它是怎样产生的。

过度自信 #

对过去知识进行的判断中存在一种“智力自负”现象（“我早就知道了”），这种自负会影响对目前知识的评价和对未来行为的预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过去出过错，但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我们会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很好地维持婚姻关系和遵守锻炼计划–仍然相当乐观。

讽刺的是，能力不足反而会促进过度自信倾向。克鲁格和邓宁指出，对能力的认识也是需要能力的，那些在语法、幽默以及逻辑测验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反而最有可能高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才能。那些不知道何谓好的语法和逻辑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缺乏这些东西。如果让你写出由“psychology”这个单词中所包含的字母组成的所有单词，你可能会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当你的一个朋友提醒你忘记了某个单词时，你就会感觉自己有些愚蠢。

我们通过对自身缺陷的忽视来支撑我们的自信心。

这种对自身缺陷的忽视可以解释戴维·邓宁的员工评估实验所得到的惊人结论：别人眼中的我们比我们自己眼中的自己要更加接近客观事实。

• “规划谬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乐观估计了自己完成任务的进度，因此错误估计了自己所拥有的闲暇时间。
• 股票经纪人的过度自信。经济学家马内基尔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由投资分析师选出的共同基金组合的表现并不比随机选出的股票更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个体为什么会过度自信呢？为什么经历无法使我们的自我评价更客观一些呢？一方面，人们总是将过去错误的判断回忆为基本上是正确的。

验证性偏差 #

人们往往会去寻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

与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他们。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验证性偏差。

对过度自信的矫正 #

当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时候，该观点就开始看起来是正确的了。因此，第三种降低过度自信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去设想自己的判断可能出错的原因：迫使他们去考虑无法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

虽然过度自信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但基于现实的自信是有是有适应性意义的。

启发式判断：心理捷径 #

我们有时需要在十分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内同时加工众多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认知系统是快速而简单的，他形成了专门的心理捷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做出决定和生成解释。我们通过启发式判断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思维策略。

代表性启发式判断 #

代表性启发式判断是指对某个事物进行评价时，在直觉的引导下，将其与某一类别的心理表征进行比较。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 #

如果某些例证在我们的记忆中是现成可得的–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其他类似的例证是常见的。通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运用这一认知规则进行判断，我们将其称为易得性启发式判断。简言之，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能是真的。

生动的奇闻轶事通常会比统计数据更引人注目。 我们为了小概率事件忧心忡忡，却忽视了高概率事件。

反事实思维 #

设想更坏的可能情形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设想好的可能发生的情形，并且考虑我们该怎样在下次做得更好，有助于为未来的出色表现做好准备。

反事实思维是构成我们幸运感的基础。如果我们刚刚好逃过了一场灾难–避免了因为最后一分钟的失球而败北或者站在离一根坠落的冰柱非常近的地方–我们很容易想象一种负面的反事实情境（输掉比赛，被击中），并因此而觉得自己“运气好”。从另一方面讲，“坏运气”则与那些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却发生了的糟糕事件相连。

无论是在亚洲文化还是在西方文化下，绝大部分人对已做事情的悔恨比对没有做的事情的悔恨要少。

在一项针对成年人的调查中，最常见的悔恨是未能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如果我们敢于更经常地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去冒险，面对失败，至少曾经尝试过，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因此而少写悔恨呢？

错觉思维 #

另一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视图在随机事件中寸照规律，这种倾向会令我们误入歧途。

错觉相关 #

假如我们相信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我们更可能注意并回忆出某些支持性的证据。假如我们相信前兆与事件本身有联系，我们就会注意并记住前兆和稍后相继出现的一些事件。假如我们相信胖的旅人比较不快乐，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看到了这样的联系，即使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一直依赖，我们会忽略或忘记不寻常事件没有碰巧同时出现的情况。假如在我们想起某个朋友之后，恰好他打来电话，我们就会注意并记住这个联系。我们并不会去注意一直以来当我们想起某个朋友时，他随后并未打来电话的情况，或者我们接到我们未曾想念的朋友打来电话的情况。

控制错觉 #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我们的影响。这会驱使赌徒不断下赌注，也令我们其余的人去干各种不可能之事。

赌博 赌徒一旦赌赢了就归因于自己的技术或预见力。如果输了就是“差一点就成了”或者“倒霉”–也可能是由于裁判的一个错误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弹所致。

我们都喜欢控制感，因此，当觉得控制感丧失时，我们会设法创造某种预测感。在实验中，控制感丧失导致参与者对股市信息产生错觉联系，知觉到并不存在的阴谋，还变得迷信。

趋均数回归 特威尔斯和卡尼曼发现了另一条可能产生控制错误的路径：我们没有认识到趋均数回归这一统计学现象。由于测验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会随机上下波动，所以绝大部分上一次考试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试分数将稍有下降。

事实上，当事情处于最低谷时，我们会尝试任何行为，而无论我们尝试什么–去看心理治疗师，开始一个新的节食和锻炼计划，阅读一本自助书–都更可能带来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又是我们会认识到事情不会持续停留在某一个极好或极坏的点上。经验告诉我们，当是有事情都非常顺利时，一定会在什么方面出点问题。当生活给我们沉重打击时，我们通常可以预期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认识到这种回归效应。

自然就是如此这般运作的，我们经常因为别人受到奖励而感到自己受惩罚，却因为惩罚别人而感到自己受奖励。在现实中，正如每一个学心理学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对完成某事的积极强化通常更有效，而且负面效应更少。

情绪和判断 #

社会判断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错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感受：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并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我们是有感情的生物。一些研究比较了幸福和悲伤的个体。不幸福的人–尤其是失去了亲人或患有抑郁症的人–他们更倾向于自我关注和陷入冥思苦想。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

快乐的人正好相反，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关爱和敏捷。

当某种情绪被唤起–生气或好心情，我们似乎更可能在仓促间做决定，或者根据刻板印象来评价别人。

小结 #

• 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而非错误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信念的信息。
• 当别人给我们提供很有说服力的逸闻，甚至毫无价值的信息时，我们经常会忽视有用的基准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忆起生动的信息。
• 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
• 情绪会影响判断。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